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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川:‌毛泽东何以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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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何以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

  朱云川 2005-07-03

  

  经过三次反“围剿”的斗争,毛泽东等人创造性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十六字诀包含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含了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然而,193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时,以王明为代表的一批留苏回国的“布尔什维克”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在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帜下上台,推行一条比瞿秋白、李立三更“左”的左倾路线。王明等人认为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苏区党和红军的任务就是要“更坚决的更彻底的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更深刻的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并“集中力量追击敌人,取得一两个中心的和次要的城市”。[1]这样,“十六字诀”被指责为“游击主义”并且受到批判。

  反对“游击主义”的人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但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吗?况且现在已经和过去不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立了,红军也已正规化了,红军和蒋介石作战就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因此,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取而代之的就是“新原则”或“正规原则”。新原则与游击主义相反,强调“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寸土”。毛泽东事后指出,所谓“新原则”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是错误的,它“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性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2]

  毛泽东不同意王明等人的错误观点,既反对冒险攻打大城市,反对根据地扩大阶级斗争,也反对“武装保卫苏联”。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处境变得十分困难,他被批为“保守”、“退却”、“狭隘经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1931年底,他被剥夺了在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改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在党内的地位也大受影响,不断受到批判,党内的发言权实际上已经被取消。与毛泽东有联系的党政军干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打击,毛泽东的亲属也受到牵连,以致敢于来找毛泽东的人越来越少,为了不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主动与人说话。毛泽东沉默了,沉默到几乎不再引起人们的注意。[3]毛泽东后来回忆起这段艰难的经历时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4]

  1931年12月11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表《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只提“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革命统治”、“拥护红军”、“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万岁”等,未提“武装保卫苏联”(见日本中国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编:《毛泽东集》,一山图书供应,1976年,第三卷,第61-64页)。1932年初,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中央代表提出“武装保卫苏联”问题,毛泽东一言不发,会议不得不中途更换主持人。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上海守军与市民奋起反抗。毛泽东发表《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此文后来转载于1932年4月21日的《红色中国》上),仍不提“武装保卫苏联”。1932年4月中旬,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消灭国民党军队,以实际行动保卫苏联,批评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忍无可忍,回电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电报全文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71-272页。)但毛泽东因此受到中央的指责。[5]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没能参加会议,后来尽管在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干涉下,毛泽东仍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会上还是对毛泽东进行了缺席批判。[6]毛泽东被排挤出军事领导核心之后,中央根据地的形势不久即发生了根本性逆转。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实行战略大退却和大转移,这就是悲壮的红军万里长征的开始。

  

  注释:

  

  [1]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第437页。

  [2]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6页。

  [3]张闻天后来在1943年回忆说,他到苏区后,虽与毛泽东有些工作上的联系,但毛泽东“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9页。)

  [4]1965年8月5日,毛泽东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转引自金冲及:《毛泽东传》,第322-323页。

  [5][6] 民族复兴与中国共产党/朱育和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110页之注释1、注释2。